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走向与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甚大。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而创新因素是推动制造业大迁移的重要动力。当前，制造业升级和迁移面临的最大现实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
 
　　第一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
 
　　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
 
　　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是，30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为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
 
　　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等专业机构以及各路经济学家和媒体，更多是从“成本结构”(包括人力、土地、能源、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综合成本)的角度分析全球制造业转移，进而研判未来制造业是否会流向印度、越南等低成本国家，或是由中国回流欧美。创新因素在全球制造业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则并未获得足够关注。
 
　　美国：以制造流程创新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
 
　　美国承接全球产能转移、实现制造业崛起的过程十分漫长，即使在1850年前后，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10家工业企业中的7家，也不表示美国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在产业和技术竞争中，直到1920年前后，美国制造业才完全站上毫无争议的世界之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在制造端、产品端上的全面创新。
 
　　20世纪初期的美国，四处闪动着伟大发明与伟大企业，福特的T型车和凯迪拉克的电子启动装置开启了人类的汽车时代，华纳兄弟的《爵士乐歌手》带动了有声电影的繁荣，不锈钢和人造树胶重塑了美国制造业，电话和电气化使美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尤其是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大范围推广，大规模批量生产，除了能摊薄固定成本，也使大量工程师聚集在一起搞技术研发，极大推动了科技创新。而当时英国工厂的组织形态相对传统，中小作坊是英国社会的最爱，但这类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成体系的研发创新。
 
　　到20世纪20年代年代，英国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差距已十分巨大。当时有数据显示，美国的研发支出在国民产值中所占比例高达2.5%，而同期的英国只有2%；美国土木工程师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3%，大幅领先英国的5%。1929年，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是铁路船运、烟酒、纺织，而美国排名前三的优势产业是农业设备与工程机械、车辆与航空器、钢铁和有色金属。英国这样一个志在全球角逐的工业大国，竟然沉沦到依靠烟酒生存。
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走向与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甚大。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而创新因素是推动制造业大迁移的重要动力。当前，制造业升级和迁移面临的最大现实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
 
　　第一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
 
　　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
 
　　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是，30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为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
 
　　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等专业机构以及各路经济学家和媒体，更多是从“成本结构”(包括人力、土地、能源、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综合成本)的角度分析全球制造业转移，进而研判未来制造业是否会流向印度、越南等低成本国家，或是由中国回流欧美。创新因素在全球制造业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则并未获得足够关注。
 
　　美国：以制造流程创新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
 
　　美国承接全球产能转移、实现制造业崛起的过程十分漫长，即使在1850年前后，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10家工业企业中的7家，也不表示美国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在产业和技术竞争中，直到1920年前后，美国制造业才完全站上毫无争议的世界之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在制造端、产品端上的全面创新。
 
　　20世纪初期的美国，四处闪动着伟大发明与伟大企业，福特的T型车和凯迪拉克的电子启动装置开启了人类的汽车时代，华纳兄弟的《爵士乐歌手》带动了有声电影的繁荣，不锈钢和人造树胶重塑了美国制造业，电话和电气化使美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尤其是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大范围推广，大规模批量生产，除了能摊薄固定成本，也使大量工程师聚集在一起搞技术研发，极大推动了科技创新。而当时英国工厂的组织形态相对传统，中小作坊是英国社会的最爱，但这类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成体系的研发创新。
 
　　到20世纪20年代年代，英国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差距已十分巨大。当时有数据显示，美国的研发支出在国民产值中所占比例高达2.5%，而同期的英国只有2%；美国土木工程师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3%，大幅领先英国的5%。1929年，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是铁路船运、烟酒、纺织，而美国排名前三的优势产业是农业设备与工程机械、车辆与航空器、钢铁和有色金属。英国这样一个志在全球角逐的工业大国，竟然沉沦到依靠烟酒生存。
创新驱动的最大障碍
 
　　当今世界，制造业升级和迁移面临的最大现实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媒体和经济学家更多关注国内劳动条件的改变，例如“五险一金”制度实施、游资增加等缘故导致薪资和物价上涨等，以及市场和产业结构的更替，致使中国大陆逐渐失去早期的成本优势。而“要素生产率”则更关注相对变化，比如2006年以来的这10年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了近5倍，这并不表示成本竞争力的必然削弱，如果自动化程度和组织效率提升更大的话。
 
　　过去，我们习惯性地将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看做低成本地区，而将美国、西欧和日本看作高成本地区。现今，这已是一种过时的世界观了，工资、技术效率、能源成本、利率和汇率，以及其他因素年复一年的细微变化，悄悄地但也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图谱。
 
　　近十年来，全球的要素价格都不同程度出现上涨，但数字并不是其中关键，重要的是有没有与业绩挂钩，与利润相比，要素价格的上涨是否合理？遗憾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已经导致(甚至继续导致)令人悲观的制造业投资回报率。加上隔在科技创新与市场回报之间的玻璃墙，全球制造业将持续面临悲观前景。
 
　　现今，美国主流社会已不太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认为中国不可能凭新一代制造业取胜，而且逐渐形成关于“为何中国无法拥有下一代制造业”的完整论述。随着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中国已无优势可言，跨国公司正想方设法将其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迁回美国和欧洲。
 
　　中国已经启动“中国制造2025”的十年计划，旨在用先进的制造技术，譬如机器人、3D打印和工业互联网等，实现高效可靠的智能制造。同时，中国又启动另一项国家计划——“互联网+”，寻求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即使中国制造业在硬件上的转型升级得以成功实现，仍面临三大现实挑战：
 
　　第一个挑战：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机器人耗费一样的电量，同样完全按指令工作，也不抱怨或加入工会。欧美工业企业有必要从世界各地运输原材料和电子元件到中国，让机器人完成成品组装，然后再运回美国吗？这完全没有经济意义。欧美企业可以用差不多一样的成本在本地进行生产，去掉运输环节。
 
　　第二个挑战：中国大多数机器人也不是在国内生产的，即使有些是在国内组装的，仍然严重依赖从外国进口核心部件。
 
　　第三个挑战：欧美工业企业在中国招聘技术人才已经有很大困难，因为先进制造业要求的管理和沟通技巧以及经营基于复杂信息的工厂的能力。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已是中国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软肋。更何况，中国制造业已面临主要对手超常规的竞争压力。
 
　　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现在走的每一步都会对未来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机构权威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蓝皮书(2016)》指出，在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制造业综合成本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全球制造业布局逐渐调整：跨国公司制造业生产呈现向发达国家加速回流趋势，同时，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前者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衍生的成本红利，后者是低成本国家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产生吸引力。夹在两者中间的中国制造业，正在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和产业升级则面临不小挑战。
 
　　全球制造业大迁移趋势
 
　　我国已在寻求降低中国企业综合成本，即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尽可能将更多制造业产能留在中国境内。同时，国家创新体系正在加紧推进构建当中，成本结构的变化并不是问题核心，因为全球制造业大迁移背后的真正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过去，传统工业强国普遍倾向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低成本地区，这不是要退出制造业，相反，恰恰是为了强化对产业链的控制。谷歌收购摩托罗拉，高调进入机器人领域并研发自动驾驶汽车，谷歌眼中的远景规划是，互联网技术不断融入制造业之后，可以建立起支配地位。一旦制造业各个环节都被“云计算”接管，将能够对制造业产生足够影响力甚至控制力。
 
　　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走向与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甚大，美国现在已退出很多制造领域，但是并未退出产业链，而是专攻标准和技术。日本目前也在按照这一路径走，3D、4k、量子点等技术都是由日本开发，并由中国企业发扬光大。如今，夏普、松下、东芝等转型医疗设备、能源，特斯拉的电视就是松下在提供。
 
　　前沿技术和关键创新，依然是传统工业强国的主战场，中国制造商仍需跟踪其技术路线。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消失，而“技术红利”才刚刚开始。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依然技术和资本积累不足，原始创新面临高昂成本，而且风险难测。
 
　　工业创新的真正拉动力是市场，中国制造业仍需要从小事、小创新开始做，很多小创新最后无意中可能会撬动大市场。中国制造业完全能依凭独一无二的市场和供应商体系，在全球制造业大迁移过程中创造优势，并掌握从制造材料到销售通路的完整生态系统。
 
　　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显示，世界经济体的制造业相对成本发生了变化，这促使很多企业重新思考过去几十年对采购战略的假设以及未来发展生产能力的地点选择。在制定指数的过程中，智库观察到成本竞争力在多个经济体有所提高，而另一些经济体则相对下降。通过这个指数，智库发现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变化的四种显著模式：
 
　　1.面临压力：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的几个经济体由于多项因素结合，自2004年来面临着成本优势大幅减弱的压力。例如：据估计，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减弱到5%以下；巴西的制造业成本高于西欧；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的成本竞争力也相对减弱，目前它们的制造业成本水平与美国相当，仅仅比英国和西班牙低几个百分点。
 
　　2.继续削弱：几个过去十年制造业成本就相对高的经济体竞争力继续削弱，它们的制造业成本高于美国16%-30%。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增长和能源成本提高。竞争力继续削弱的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
 
　　3.保持稳定：过去十年，很多经济体相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保持稳定。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虽然工资大幅增长，但生产率快速提高和货币贬值对成本起到抑制作用。相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动态平衡，所有我们分析的成本驱动因素在荷兰和英国都保持相对没有太大变化。这四个经济体的成本竞争力使它们未来可能成为所在地区的制造业领先者。
 
　　4.全球新星：相比其他全球前25位出口经济体，墨西哥和美国的制造业成本结构有更多的提升。由于工资增长率低、生产率持续提高、汇率稳定和拥有巨大的能源成本优势，这两个经济体现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星。智库估计，目前墨西哥按单位成本计算的平均制造成本低于中国。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国中，除了中国和韩国，其他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都高于美国。